2011年2月25日

七大页

潇湘渌水 @ 2009-04-06 15:21

 
原本要担任美国卫生部部长的Tom Daschle因个人报税瑕疵问题(有些该报税的收入没有报而引起争议),而请Obama总统撤回其提名,多少对Obama政府推动医疗健保改革有一些影响。Daschle是曾经资深参议员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对国会运作非常了解,他本身对医疗健保的改革也有一整套看法,是Obama从竞选期间开始重要的医疗政见的幕僚。

Daschle
对医疗健保改革有两个核心思想,首先是设立一个联邦健康储备委员会(Federal Health Reserve Board),这是仿照联邦储备金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的设计,在联邦政府层级来统筹全国医疗与健保的政策单位。就如同联邦储备金委员会透过央行利息的调节来控制货币的流通,进而调节经济的脉动,Daschle希望藉由联邦健康储备委员会来调节全国医疗的价格与质量,并负责将目前零碎复杂的健保机制加以统合。这个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方式也与联邦储备金委员会类似,因此可以较不受政治运作与政权更迭的影响,保有较大的自主性与专业性,以较长远的角度来调整医疗与健保的发展环境。
此外,Daschle第二个重要的构想,是赋予联邦健康储备委员会进行医疗成效比较分析(Health care effectiveness analysis)的功能。简单来说,他要对各种医疗处置、药品、医疗仪器的疗效与成本进行深入的分析比较,并加以公布。联邦的健保方案(MedicareMedicaid、联邦政府雇员健保、荣民体系医疗等)则根据这些评估的结果,只给付或采用具有一定成本效益的医疗处置、药品与仪器。由于联邦政府相关的医疗或健保体系在全国医疗与健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这些政策可以对民营的医疗与健保产生很大的渗透力,藉此对全国的医疗与健保进行间接改革。



 
潇湘渌水 @ 2009-04-06 13:59

[zt-1]中国外交体系主要由学国际政治、外交关系背景的人掌握,受左的政治影响太多。但是,现在中国的海外利益、国际关系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而这些偏偏又是多数外交专业所轻视的。我觉得,商务部、央行、财政部等经济部门要更多参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层,包括中央外交政策小组应该有更多经济部门的领导参与。

教育方面,中国大学、中学、小学以往的教育内容中,太侧重数理化和工程技术这些硬技能,忽视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到今天,从许多政府部门到中石油、中石化、中化国际、五矿、联想等等企业,都是以工程师当道,在知识结构上会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所以,今后的教育内容必须要改革,才能适应中国在国际上的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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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2]在英美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一种理念上的分歧。英美主张的全球化是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做交易、以自由国际市场的力量规范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而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大陆国家主张的是“世界化”,亦即,有一个具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包括世界立法机构、国际法院、国际监管部门,等等,由这个世界政府来管理所有国与国间的经济和金融关系。
这种理念上的差别,决定了这次峰会前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的不同立场、不同议程,英美不主张设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而德法却威胁说,如果不同意设立跨国监管架构,那么就将从会议中退席!由此,我们看到,危机之后的制度重建工作会有多么艰难!

------摘闻天下~~呵呵


 
潇湘渌水 @ 2009-04-05 23:32

传统意义上的高质量研究,如发表在经过同行评议(peer reviewed)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在实践上无法满足制定政策的及时性。美国教育领域的顶级期刊比方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AER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EEPA), Educational Researcher (ER)等等,一篇文章从投稿、修改、重新投、定稿、出版,这个周期少则9个月,长的2年也不稀奇。但是这样以来常常延误了政策时效性。只能做出事后的评判。所以近年来,针对这种情况,出现了不少所谓Practitional Journal(比方Education Next),就是写给一线教育工作者看的杂志。这样的杂志摒弃了繁复的术语,力图把研究简单地呈现出来,文章短小精悍,但是同时也少了同行评议对于质量的把关。增加了时效性,减弱了研究的严谨。(但是值得指出,在一般研究性大学里,这类文章是不算学术成果的,所以除非是拿了终身教职的教授,新晋教员面临职称的压力不太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学术界和现实世界的沟通) 另一种尝试,比方说经济学领域中像NB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这样的组织的出现。NBER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供稿的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家。上面的文章很多叫做”working paper“,就是写完还没有在期刊上发表,不管是正在修改还是永远也没可能发表的文章。这里你能够找到许多最新的研究半成品。但是它也胜在速度,同时对于研究议题的限制也少了许多。


 
潇湘渌水 @ 2009-04-05 20:43

华为在七八年前开始建立一整套知识管理体系。这套知识管理体系能够使得公司对个人能力的依赖降低,“人走了,我换一拨人照干不误。有了知识管理体系以后,使得员工离开这个公司到别的地方去干能力就会减弱。”   现在,这套管理体系已经在成熟运转。
对于那些满世界寻找投资项目的风险投资人而言,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华为将不再批量输出创业者。不过对求才若渴的本土公司和外企而言,好消息是,华为输出成熟职业经理人的时代到来了。

---------读到这段话,我联想到一位我们的老师曾讲到的这个概念“知识管理”,他曾根据他在美国学习的经验介绍他的学生去了解这套理论体系,看来这套体系甚至已经有了它在实践中的应用版。
还有一点,就是我看到了一个高级公司(组织)的生长过程,从分工粗放到细化、精密的分工体系,这中间伴随着人为的知识管理体系的建构或类似自发的增加分工、但改进效率的过程,这其实跟一个社会的演进过少有些相似。但组织的目标是“增进效率”,这点与社会的“多元目标”不同。所以有的公司破产,有的公司成为巨无霸,有的社会不断“封建轮回”,有的社会资本主义幸福最大化。
同理,医院的演进也是一样,卫生系统多少跟社会有些相似,都是多元目标性的,所以有时候以“增进效率”为先,有时候以“促使公平”为先。


 
潇湘渌水 @ 2009-03-18 18:03

SM其实是一种“助性”行为--我觉得这句话是文章的经典

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SM,或者你看小说电影里面夸张的艺术描述,觉得跟你的标准不符,于是你不认为你可以SM。其实SM就是一种游戏,在“安全、清醒、知情同意”三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实施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不属于干涉别国内政,也不用去抗议或深表遗憾。
我不再蛊惑你了,回头你真喜欢上了,又找不到一个对手,是件很痛苦的事情。SM其实是一种“助性”行为,比如你积年累月在性生活方面变得越来越无趣——从自动化变成半自动化再变成机械化,像你平时打开电脑一样,按部就班,失去了往日的好奇与探索动力,这时候,你不妨尝试一下SM,它就像打游戏,属于角色扮演那一类的,前提不是为了自己过瘾而伤害到对方,而是增强乐趣。
关于SM,可以这样理解:
一、多数人会认为它很变态;
二、多数人并不了解SM到底是什么;
三、多数人在尝试之后有可能喜欢上SM。
关于它的方方面面,我不赘述了,正好看到柏邦妮老师写了一篇文章《SM,有什么了不起?》,基本上把SM的本质写出来了。不过目前,大陆出版社还没有专门论述SM方面的书籍出版,偶尔会有一些时尚杂志语焉不详地发表一些零散文章,但都是一些外行人写的。网上也能找到一些,比如这篇《SM心理学》,我又在网上找了半天,关于两性之间话题的书大都读起来很健康(看一本就够了),比如《只想嫁给你,理想老公手册》这类让女孩子嫁不出去的婚恋指南;再比如《好老公是管出来的》这类书里面也不会涉及到SM(其实这就是最大的SM);而类似这种《夫妻和睦术》更不会涉及SM;《完全出轨手册》这种名字的书能在大陆出版,肯定是不是教你出轨,更不会教你SM;当然,如果《“坏”女人有人爱》这本书里面谈论到SM的话,那么他有可能会更完美,可惜也没有;《Mr.& Mrs.快乐手册》基本上你根本不用看;《20几岁就要做女王——那些好女孩不懂的事》这本书名字似乎接近了SM,但内容也跟SM无关。
总之,目前境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书,我前面说的这本《SM爱爱》在台湾也是头一次出版,它把SM的内容介绍得十分详细,读起来非常有趣,作者在文笔上也很大胆,什么词儿都敢捅。喜欢SM或者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学不妨找来看看。


 
潇湘渌水 @ 2009-03-14 09:53


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

薛兆丰
2009年3月16日《经济观察报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下简称TMS)剖析了人类的心理特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以下简称WN)则阐述了市场的运行机制。两部巨著浑然一体:斯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恰恰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如磐石的正当理由。
斯密首先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是自私自利的。他写道:“我们并不轻易怀疑某人缺乏私心。缺乏私心并不属于我们通常对人产生猜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某个人不是为了家庭和朋友的缘故,却不爱护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财产,不去做本来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就足以促使他去做的事,那么这无疑是一个缺点,虽然说这是某种可爱的缺点。它把一个人变成与其说是轻视或憎恨的对象不如说是可怜的对象。但是,这种缺点还是多少有损于他的尊严和他那品质中令人尊重的地方的。满不在乎和不节俭的品质,一般不为人接受,并不是由于它讨人怜悯,而是由于它缺乏对自己利益的恰当关心(VII.II.87, TMS)。”
不难设想,人如果都不自私,那么社会就无法存活。从纯逻辑的角度看,人可能是极端利己的,却不可能是极端利他的。人人都极端利己的社会,仍然是可以想象的社会。虽然彻底弱肉强食,与动物世界无异,但动物世界也仍是可能的世界。然而,人人都极端利他的社会,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谁都不肯吃饭,非要让给别人吃;别人都吃饱了,也还是不肯吃,非要把剩下的粮食拿去酿酒或养猪……这样的社会不可想象,也不可能存活。
然而,事实上,人并不处于这两个极端,而是在自私的同时,也还懂得同情。斯密这样写道:“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I.I.1, TMS)。”
然而,同情心的强弱是随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显著变化的。斯密写道:“同样,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毫厘之得失,会显得比另一个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的多,会激起某种更为激昂的高兴或悲伤,会引出某种更为强烈的渴望和嫌恶(III.I.45, TMS)。”
斯密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III.I.46, TMS)。”
换言之,满足自己的同情心,也是自私的一种表现。然而,为了追求这种满足,每个人都不能走得太远,以致让自己付出太高代价。斯密指出,有些人会为了崇高的目标,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但他们并不是在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是因为他们在爱自己的优点。斯密写道:“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之火的。它通常是一种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感情;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III.I.46, TMS)。”可见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也没有超出自私的范畴。
到此,斯密眼中的人性结构便清楚了。首先,人是自私自利的,而根本不懂得利己的人不仅是罕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其次,人又是具有同情的天性的,周围的人的痛苦和快乐,会根据远近亲疏,不同程度地转化为自己的痛苦和快乐。这样,一个始终以自私为依归的人,就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那就是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由于人人距离增大,同情心显著削弱,人们就只能在产权保护下,以非交际的方式,通过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即使有人愿意行善,那么在他提供的钱财或服务以外,其他环节也还是得以公共领域的规则办理。
对此,斯密在17年后发表的《国富论》中写道:“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I.2.2, WN)。”
正是因为同情心靠不住,人类才需要市场经济的协助。斯密在同一段紧接着说:“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I.2.2, WN)。”
这就是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的交汇处,是他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组织”画的分界线,也是他在考察了人类同情心本性后对市场体系大加赞赏的转折点。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斯密始终坚持“自私”的主线。他只不过是先在《道德情操论》中考察“同情心生效”的私人领域,然后在《国富论》中考察“同情心失效”的公共领域,由此分析人类在这两大领域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而已。
对斯密最常见的两类误解,就是要么把他在公共领域的见解,用到私人领域上去,从而宣称斯密主张“绝对的自私自利”;要么把他在私人领域的见解,用到公共领域上去,从而宣称斯密主张“企业家应该讲社会道德并与大众分享财富”。
由于在家庭、亲属和朋友等私人小圈子里,同情心具有很强的作用,所以在这些小圈子里人们往往做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市场上是不可能经常发生的。但即使人们在为亲友付出的时候没有索取实物回报,我们也能理解他们在同情心驱使下得到的精神满足。然而,尽管如此,即使是在私人小圈子里,自私也仍然在起着主导作用。例如,我们不会向比自己富有的亲人送钱;有来无往的友谊往往不可能持久,等等。
在公共领域,我们尤其要警惕人们要求企业家讲道德的现象。如果“讲道德”是指企业家不能瞒骗顾客,那是对的,因为瞒骗违反了交易合约,不仅伤害了顾客,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也会伤害股东。但如果“讲道德”是指企业家应该拿企业资产去行善施恩,就与斯密的本意格格不入了。斯密明确指出,在市场领域依靠别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
长期以来,不少人喜欢把“人权(human rights)”和“产权(property rights)”对立起来,进而谈论产权为人权作出让步的问题。这是深深的误会。个人产权就是人权。企业的产权是由多人的产权通过复杂的合约组织起来的。企业的产权也仍然是个人人权。如果要求企业家在市场上行善施恩,那就等于要求企业家侵犯股东的人权。
要企业家行善施恩的观点,在斯密那里找不到依据。斯密不仅不可能要求企业家替股东动用同情心,而且更不可能要求企业家在市场这种公共领域动用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在斯密看来,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他们都是有私心的普通人,要求他们在公众领域行使本来只在私人领域才起作用的同情心,那岂不是特别容易诱发假公济私的行为吗?
斯密并非写了两部自相矛盾的著作,分别供市场经济的怀疑者和支持者引用。相反,他通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构造了一个自洽体系:由于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还天生需要通过满足小范围的同情心来换取快感,所以不仅需要在私人领域强调爱心,而且也更需要在公众领域强调应由自私之心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来推动公益,并强调要警惕自私的掌权者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斯密为什么被视为市场经济之父,而不是计划经济或福利主义之父。


 
潇湘渌水 @ 2009-03-09 15:24

以前一直对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为何在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中消声灭迹倍感困惑,因为既然它在那个时代有其作用,实在没有理由就此一声消失啊。而且这个疑问在杜乐勋的那些文章里也没有找到答案,甚至他在文章里都用隐晦的语句道出来了,但是缺乏政治敏感性的我还是没有领会。
不过这个答案在上周的卫生政策课上终于得到了解惑,吴老师快人快语的说道,否定文革也一棍子否定了赤脚医生。虽然话不多,但是也终于让我窥见天日,原来是政治任务及其力量才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虽然不看否认农合在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那个时代全盘否定本质上和其上一个时代的全盘否定没有什么区别。可见政治理性的进步是一个多么缓慢的螺旋上升过程。也可见在一个改革的时代就并非没有断代。


 
潇湘渌水 @ 2009-03-09 15:23

这是一篇完全的美国国家计划主义者写的关于卫生政策的文章,作者的极左思维恐怕在国内也难找吧。但是对于美国卫生人力资源的管制现状的概述还是文章的经典部分。
作者开篇就以困境质疑,即美国今日的卫生人员及其培养渠道令当今的美国人民相当不满,如今天的病人很难找到初级卫生保健的专家,而且去看专科的时候也要被细分到碎片化的专科搞晕头。还有临床医师地域配置的无效性,初级卫生保健的人员不断跑去搞专科。以及计划配置初级卫生保健医生的政策研究者敷衍了事,而吸引专科医生服务弱势人群的计划却得不到资助。这些政策真空加上医生们择业的自私心理使得现在的情况相对不利。
所以这期的JAMA3篇文章研究了这种情况,Hauer等的文章调查了美国11个医学院的4年制医学生的就业意向,只有2%的学生打算成为初级卫生保健医疗人员(这里主要指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IM), family medicine, and general pediatrics),这篇文章将在另一篇blog中描述。虽然有国外的医学生能满足初级卫生保健的医生职位,作者还真是很乐观,谁让美国如此具有吸引力呢?
第二篇Ebell的文章继续证实了他1989年的一项类似的研究,即专科医生的平均工资与美国医学生的就业意向的强烈相关。作者此处嘲讽的写到:当如此强烈的个人经济诱因决定我们的医生队伍的时候,却还有呼吁要求提高医学教育的公共资助。这句话确实相当有道理,以美国的金融工具超级发达,医学生们确实应该贷款以将其未来的工资来抵付学费,而不是耗费公共财政,这点“公平正义”应该也同样适合国内吧。
第四篇Salsberg等的文章记录了1997年“预算平衡法案”实施的前后美国医学生的培养情况,从0207年专科医生增加了7.6%,而初级保健医师的住院医下降了4%
作者接下来描述了美国医生的培养机制,因为其数百家教学医院的集体决策才能管制其培养,而这些培养决没将其口径瞄准公共卫生和卫生系统的大目标。而对比英国、德国,他们则以相对集中的形式引导医学生培养和公共资金投入。这样的公共财政资助的医学教育加上医学生培养计划相对抵消了医院们的自利因素。
在美国,COGME与议会持续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主要是由专科医师为代表的团体限制了它的作用。还有因为它缺乏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协作,如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Nurse Education and Practic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ining in Primary Care Medicine and Dentistry,另外两大管制巨头。虽然COGME的计划作用慢慢由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Workforce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federally funded regional workforce centers Medicare Policy Advisory Council 等机构代替(这些机构需要查询)。
作者最后的建议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卫生人员计划委员会,并且还提出了其纯洁、超然等性质,读到这我已经很无语了。但是没想到最后作者还加上几句对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打击:期待市场的力量来有效组织卫生人员实在是毫无道理,是时候开始进行计划啦。

[1] Improving Accountability for the Public Investment in Health Profession Education: It's Time to Try Health Workforce Planning . David C. Goodman. JAMA. 2008;300(10):1205-1207


 
潇湘渌水 @ 2009-02-23 23:57

                                             龚小夏:大政府与大华尔街
1911 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标准石油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垄断法》,并下令将标准石油分拆为三十四个独立运作的公司之后,有人去问公司的创始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该怎么办。洛克菲勒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赶紧去买标准石油的股票!果然,分拆出去的公司大都经营得很好,最后还从中诞生了后来的两位石油巨人:埃克森和美孚。
在进入大规模工业化不久后的十九世纪晚期,美国人已经开始直觉地意识到,公司的规模如果大到足以垄断某个行业,这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挥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当年的那些工业和银行大亨被人称作“强盗男爵”(Robber Barons)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强盗男爵”们——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等——的企业无论规模多大,却依然是原来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也就是说,公司还是由主要的股东们来控制和管理的。这却不是今日华尔街那些大银行和金融公司的状况。控制像 AIG、花旗、美国银行这些大机构的,是高级的管理人员而不是股东。股东们经常是大基金,而这些基金真正的拥有者,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存款和退休金。掌握这些基金的,是同样的一批管理人员。事实上,这些大金融机构和大基金的管理人员经常是相互流动的。他们互相做买卖,互相将对方选入自己的董事会,来来去去便形成了利益交织在一起的小集团。
这些大金融机构的董事会给高级管理人员发放数额惊人的工资和奖金,而这些管理人员的本事主要是将各种金融交易弄得无比复杂,几个回合下来连他们自己也根本搞不清到底怎么回事。不过只要别人看不懂,他们就可以混水摸鱼地去赚钱,同时再声称自己是多么价值连城的天才。而真正的股东在这里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
一场金融海啸下来,人们开始看清楚了这批所谓天才的真实本领。与创造实业的资本家们——例如微软的盖茨,沃尔玛的沃顿等等——相比,这些金融高管更像是政府机构中平庸的官员。他们的工作,不过就是在制造各种纸面的价值,再用这些鼓捣出来的金钱去维持一个日益庞大的机构,并籍此来把持国家的金融命脉。
华尔街的金融海啸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而是其原则没有得到贯彻。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便在于不能有不许失败的企业。任何私人机构,如果大到失败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和人民福祉的地步,那么这样的机构就肯定是太大了。当初分拆标准石油的时候,最高法院根据的就是这样一条原则。自由市场的另一条原则,是产权所有人能够支配自己的财产。如果企业大到绝大多数投资人完全丧失了发言权的地步,那么这企业的规模也值得去质疑。
华尔街那些失败的金融机构太大,美国政府非但不借此机会将其分拆,反而还要投入万亿纳税人金钱去维持它们。大政府加上大银行,这样的机构已经和公营企业没有多少区别。最后普通人是双重地倒霉:作为纳税人,他们要为政府数以万亿计的投入买单;作为股东,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储存的财产和退休金在不断缩水,却拿那些在危机中依然故我地给自己发奖金的华尔街大鳄们毫无办法。这样下去,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的出路到底会在什么地方呢?

----深刻洞见,角度精辟!


 
潇湘渌水 @ 2009-02-19 13:02

弗里德曼总是提醒我们,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学家——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那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呢?就看他们会不会说世界上会有免费午餐。我们 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但“免费午餐经济学家”却会告诉你“二战把我们带出了大萧条”、“建筑体育馆能刺激就业”、“垄断者想定多高的价格就能定多高 的价格”、“政府支出有益于经济”、“贸易盈余是好的而贸易赤字是坏的”。
My friend and colleague Nobel Laureate Milton Friedman always reminds us there are only two kinds of economists - good economists and bad economists. We’re good economists. … You say, “Nobody’s going to admit that they’re a bad economist so how can we tell the difference?” See if the economist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a free lunch. We all know that there’s no free lunch but free-lunch economists will tell you things such as: WWII got us out of the Depression; building sports arenas will stimulate employment; monopolies can charge any price they wish; government spending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and trade surpluses are good and trade deficits are bad.

------虽然对于后半部分的解释会有争议,但是对于前面好的坏的经济学家的判断,实在是非常正点。尽管我们知道好人坏人存在每个人的心中,而不是人与人之间。


 
潇湘渌水 @ 2009-02-19 12:33

1964年,NIH说服国会开始以Medical Scientist Training Program (MSTP)基金的名义赞助3个医学中心开展MD/PHD项目(类似国内医学院的硕博连读),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培养医学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从1975年开始,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对全美医学毕业生在最后一年春季进行基本信息的问卷调查。这里,我想国内尽早开展这样的问卷调查项目应该是有必要的。
在<JAMA>08年的这篇文章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老师通过对问卷数据库的归纳分析,描述了这些进入MD/PHD项目的医学生与其他MD项目的医学生一些不同的特征和他们对未来的职业倾向。老实说,这篇文章的统计应该算很简单,至少我都能看懂,基本只用到卡方检验、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这些方面,不过可能因为涉及到美国医学教育和人资配置的关键方面才能登上JAMA的书页吧。
文章的基本结构很简单,在数据上,作者搜集了00年到06年的毕业问卷和其相应被调查者的入学问卷调查,这些问卷包含MD/PHD项目的学生,也包含MD项目的学生。在进行了描述统计后,检查了11个单项特征和第一个因变量---即参加MD/PHD项目医学生---的关系,并建立回归模型。在第二个回归模型中,减少了2个单项特征并将剩下的9个与另一个因变量----计划以研究为职业---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能知道两组关系,即参加MD/PHD项目的学生有什么特征,还有参加MD/PHD项目的学生中哪些会比较坚定的计划以研究为职业,换句话说他们符合这个项目对学生的挑选或者这正是此项目的目的所在,从而可以评价这个项目的效果(如同期相关评论文章中说的缺乏对MSTP这个项目的评价[2])。
这里只简要列一下9个单项特征,第一类:4个人口统计变量---毕业年、毕业时年龄、性别、种族。第二类:2个经济变量---读医的教育负债程度、是否接受奖学金。第三类:3个就职倾向变量---专科选择、计划以研究作为工作的程度、职业设置偏好(如做大学教师、只做医生、或做研究科学家、行政主管等)。
文章的结论显示,占医学生2.3%的MD/PHD项目医学生更愿以研究为职业,负债更低,更易接受奖学金,而在职业倾向上:相比进入内科学,MD/PHD项目医学生更愿选择皮肤科、神经科、眼科、病理科、儿科、放射科等专业,更不愿进入急诊和外科相关专业。另一方面,进入MD/PHD项目更少女性,更少的少数族裔。
最后,有一点想提及的是,在介绍背景时,文章引用了两篇文章的结论,即美国医学生的专业选择正从全科医学专家代表的家庭医学、内科学、儿科学等转向 “controllable lifestyle”的专业[3, 4],呵,我想这在国内也应该有心理倾向。

1. Dorothy A. Andriole; Alison J. Whelan; Donna B. Jeffe. Characteristics and Career Intentions of the Emerging MD/PhD Workforce. JAMA. 2008; 300(10):1165-1173.
2. Leon E. Rosenberg. MD/PhD Programs---A Call for an Accounting. JAMA. 2008; 300(10):1208-1209.
3. Newton DA, Grayson MS. Trends in career choice by US medical school graduates. JAMA. 2003; 290(9):1179-1182.
4. Dorsey ER, Jarjoura D, Rutecki GW. Influence of controllable lifestyle on recent trends in specialty choice by US medical students. JAMA. 2003; 290(9):1173-1178


 
潇湘渌水 @ 2009-02-17 22:29

对卫生系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研究是发达国家很多研究部门的爱好,忘记从哪里搜到这本书<Health Care Deli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以下将是对这本入门书籍的介绍。
书的主编显然不是经典的公共卫生学院系的教授出身,是两位来自Robert F. Wagner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Service, New York University (NYU)的教授,这是我觉得的本书看点之一,毕竟传统的对卫生系统介绍应该是出自公卫学院。再有,多达数十的主编中更多的不是来自高校的经典部队,而是来自卫生系统第一线的高级事物协调人(phd极多),如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的,医院的MD等,但基本都来自东北纽约周边地区。
对于本书,最主要的好处正如前言中说的,美国卫生医护系统的秘密被悉数揭开,其框架被清晰的建立,其最重要的动态机制更是显而易见。前言作者道出原因是,他作为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医护品质”课程的教师,每年都要遇到大量对卫生医护系统一无所知的“聪明学生”。所以作为医护系统的讽刺,使这个占据美国经济比重1/6/的庞然大物、未知领域向大胆、自信的门外汉开放,使其不会那么陌生是一件重要而艰难的工作。
本书分5部分,第一部分总揽,六节,分别是全美卫生医护系统概述、怎样测度国民健康、怎样筹资、公共卫生、政府在卫生系统的角色、发达国家医护比较。
第二部分“提供医护服务”,七节,分别是急性疾病医护、慢性疾病医护、长期照护、健康相关行为、药品系统、医护人力资源、卫生系统信息管理。
第三部分“卫生系统绩效”,四节,分别是卫生系统的管制与有效性、医护质量及产出的复杂性、获取医护服务-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成本及其价值。
第四部分“未来”
第五部分“附录”,包括glossarysource of dataweb sites
<Jonas & Kovner's Health Care Deli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thony R. Kovner, Steven Jo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