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渌水 @ 2010-03-12 10:06
昨天了解Acemoglu这个大牛后，搜索了一下关于他的资料看，比如05年的克拉克奖，另外就是找了一篇柯荣住的讲座《制度与经济增长: Acemoglu 与新政治经济学思想简介》，其中关于制度、地理、文化等几个基本层面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逻辑辨析很有意思，尤其是对于因果关系和制度内生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一直以来的思考，于是摘录于下：
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逻辑关系。我们经济学家知道很多相关关系，有些仅仅是巧合。在这个多因多果的社会里面，仅知道相关关系对理解事实本身或者背后的逻辑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大家发现看手相和一个人的收入有某种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真正的相关关系。这个过程是一个黑箱，你不知道从手相到收入之间的因果链条是什么样的。如果不知道因果链条，那么你能得到的信息就非常有限。所以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不仅找出哪些因素和经济增长有关，而是这些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逻辑是怎样的。如果立足于因果关系分析，我们回到了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上：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不把资本作为解释变量，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大家看到历史上有很多解释。
第一种解释运气。这种解释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距（比如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从猴子从树上下来到地上生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也就说在猴子变成人的那一刻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命运、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运气也决定很多方面，比如一场战争可能决定于运气因素。忽必烈当年如果没有遇到那场大风，日本的命运是不是会改变？
第二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是地理决定论，也就认为地理位置决定各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上最早的几个文明基本上都是诞生在北温带地区。中东、美洲、欧亚大陆等等基本上都是在北温带这条走廊上，而赤道国家的经济水平大都比较差。这么看来地理因素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了，维度太高了（比如北冰洋）就很难有文明出现。但是在类似的地理条件下，为什么国家之间还有如此之大的发展差距呢？我们不用举很远的例子，就以中国为例。地理条件很相似的省份为什么经济差异会如此之大？其次，同样的地方，为什么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差异那么大（例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在大的方向上（比如以一万年甚至五万年为单位）也许地理决定论是对的，北冰洋、南极洲、赤道附近都很难有很好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个长期到底要多长？凯恩斯说，在长期的时间里，人们都会死去。如果以一百年或者五十年为单位，我们发现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所以我们需要在长期的地理差异的基础上再来寻找比地理更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
第三种解释是制度。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人们开始强调制度也许比技术本身对经济增长更加重要。这样一来，重心就转移到了制度上。但是什么是制度，可能对于制度的定义就是模糊的。它有可能包含了一些习俗和习惯，但是其中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对国内学界来说，制度和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90年代以来）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需要立足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制度分析，从而提供一个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的成功案例。很多人比较看好这个分析，国内很多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也是持着比较看好的倾向。
还有一种解释是文化决定论。当然文化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本身比较难以界定，我们在这里不妨不太严格的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所拥有的例如语言、文字、宗教等那些从人类学意义上能分辨其文化认同的大的要素，但仍然主要限于非正式的规则。那么，这些诸如语言，文字，伦理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究竟有什么影响？在Acemoglu教授看来， “文化很重要”也许可以成立，但是需要搞清楚文化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他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非常强调新教作为宗教的重要性，但是韦伯只是说他做的是无限因果链条中的一段。与此相关，以前有人觉得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后来随着日本与东南亚，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又有人中国文化比较乐观。正因为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弄清楚文化作用的机制比文化本身可能更重要，也更有挑战性。而且，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文化对经济增长有影响，那么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量化的估计只是简单地说文化对经济有影响，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经济学家想做的是让大家对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有一个量化的概念。就像我们开始做的那些跨国的经济回归分析，我们想知道某种影响到底是30%、50%还是70%。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哪些因素重要、哪个因素最重要。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运气、地理、制度、文化这四个因素哪个对经济发展最重要。也许这四个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想知道哪个最重要。
那么如何分析这四个因素？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识别它们的作用难度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制度最重要，这就比认为其它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最重要识别起来更加困难。比如认为地理很重要分析起来就比较简单。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海岸线长度不是内生的而是上帝给与的，当然也有些内生的情况，比如一个国家很强大把邻国占领了，从内陆国家变成沿海国家。但是，有相当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版图变化不大，或者没有重要变化，尤其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500年。例如中国从清代建立起的版图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欧洲国家的大致版图从公元1500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如果你认为地理很重要，你是有办法去分析的，因为你基本可以认为地理是外生的。对于气候也是如此。在1900年前，人类对于气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季风气候、海洋气候这些因素也基本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
类似地，如果认为文化有影响，我们也可以有办法找到文化外生的识别办法。如果以最近五百年为分析单位，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些语言或者文化是外生的。尽管文化不是纯粹外生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片段里认为它是外生的。最难的是认为制度很重要应该如何分析，因为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你可以认为这个国家之所以有好的经济制度是因为人们素质高。为什么人们素质高呢？因为经济发达所以人们素质高。可是如果没有好的制度，经济怎么会发展起来呢？所以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因果关系很难识别。鸡和鸡蛋之间肯定是有相关关系的，但是在经济增长起飞的那一刻到底是制度更重要还是经济基础更重要？如果只是想定性地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想定量地分析就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发现很多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资本丰裕程度以及文化等等）影响制度同时也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很难将这些因素分离开来。怎样才能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的问题解决呢？有一个办法：找到一个因素本身不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会影响制度。为什么这样一个因素就能分解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因素本身不影响经济增长而只是影响经济制度，那么它对经济增长的产生作用必定是通过制度这个渠道。这就是工具变量法。
经济学家喜欢提的悖论是：如果宪法没有用，为什么统治者还经常制定/修改宪法？就连非洲最独裁的统治者莫巴托也要那么麻烦地修改宪法？还有中国在文革的时候就修改过好几次宪法？要谁做接班人直接让他接班就是了，为什么要写进宪法改来改去？非洲那个最独裁的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修改宪法？如果宪法有用，为什么有些国家有了宪法照样还是独裁统治呢（即有宪法无宪政）？经济学家会给出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答案：宪法的用处刚好大于制定宪法的成本但是小于遵守宪法、实行宪政的收益。由于刚好处于二者之间，所以还是有独裁者愿意花钱修改宪法，但是有了宪法仍然不足以实施宪政。这个答案投机取巧，谁都不会喜欢。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背后有两个相关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也即观念），一个是集体行动。观念和集体行动本身就有密切的关系。我喜欢的例子是关于汉献帝的。曹操想当皇帝，他把汉献帝抓了回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宪法在很多独裁者的眼中的地位就和汉献帝差不多。所以很多独裁者对待宪法的态度和曹操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是非常类似的。
中国商人对产权的保护方法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商人会把自己的子弟或者亲属培养成官员，让政府官员来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保护。我们对产权的保护没有像英国那样被写进正式的法规，我们还只是人治的、个别的保护。这个区别就很大了。
摘录：柯荣住的讲座《制度与经济增长: Acemoglu 与新政治经济学思想简介》
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逻辑关系。我们经济学家知道很多相关关系，有些仅仅是巧合。在这个多因多果的社会里面，仅知道相关关系对理解事实本身或者背后的逻辑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大家发现看手相和一个人的收入有某种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真正的相关关系。这个过程是一个黑箱，你不知道从手相到收入之间的因果链条是什么样的。如果不知道因果链条，那么你能得到的信息就非常有限。所以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不仅找出哪些因素和经济增长有关，而是这些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逻辑是怎样的。如果立足于因果关系分析，我们回到了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上：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不把资本作为解释变量，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大家看到历史上有很多解释。
第一种解释运气。这种解释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距（比如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从猴子从树上下来到地上生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也就说在猴子变成人的那一刻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命运、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运气也决定很多方面，比如一场战争可能决定于运气因素。忽必烈当年如果没有遇到那场大风，日本的命运是不是会改变？
第二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是地理决定论，也就认为地理位置决定各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上最早的几个文明基本上都是诞生在北温带地区。中东、美洲、欧亚大陆等等基本上都是在北温带这条走廊上，而赤道国家的经济水平大都比较差。这么看来地理因素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了，维度太高了（比如北冰洋）就很难有文明出现。但是在类似的地理条件下，为什么国家之间还有如此之大的发展差距呢？我们不用举很远的例子，就以中国为例。地理条件很相似的省份为什么经济差异会如此之大？其次，同样的地方，为什么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差异那么大（例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在大的方向上（比如以一万年甚至五万年为单位）也许地理决定论是对的，北冰洋、南极洲、赤道附近都很难有很好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个长期到底要多长？凯恩斯说，在长期的时间里，人们都会死去。如果以一百年或者五十年为单位，我们发现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所以我们需要在长期的地理差异的基础上再来寻找比地理更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
第三种解释是制度。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人们开始强调制度也许比技术本身对经济增长更加重要。这样一来，重心就转移到了制度上。但是什么是制度，可能对于制度的定义就是模糊的。它有可能包含了一些习俗和习惯，但是其中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对国内学界来说，制度和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90年代以来）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需要立足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制度分析，从而提供一个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的成功案例。很多人比较看好这个分析，国内很多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也是持着比较看好的倾向。
还有一种解释是文化决定论。当然文化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本身比较难以界定，我们在这里不妨不太严格的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所拥有的例如语言、文字、宗教等那些从人类学意义上能分辨其文化认同的大的要素，但仍然主要限于非正式的规则。那么，这些诸如语言，文字，伦理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究竟有什么影响？在Acemoglu教授看来， “文化很重要”也许可以成立，但是需要搞清楚文化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他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非常强调新教作为宗教的重要性，但是韦伯只是说他做的是无限因果链条中的一段。与此相关，以前有人觉得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后来随着日本与东南亚，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又有人中国文化比较乐观。正因为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弄清楚文化作用的机制比文化本身可能更重要，也更有挑战性。而且，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文化对经济增长有影响，那么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量化的估计只是简单地说文化对经济有影响，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经济学家想做的是让大家对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有一个量化的概念。就像我们开始做的那些跨国的经济回归分析，我们想知道某种影响到底是30%、50%还是70%。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哪些因素重要、哪个因素最重要。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运气、地理、制度、文化这四个因素哪个对经济发展最重要。也许这四个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想知道哪个最重要。
那么如何分析这四个因素？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识别它们的作用难度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制度最重要，这就比认为其它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最重要识别起来更加困难。比如认为地理很重要分析起来就比较简单。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海岸线长度不是内生的而是上帝给与的，当然也有些内生的情况，比如一个国家很强大把邻国占领了，从内陆国家变成沿海国家。但是，有相当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版图变化不大，或者没有重要变化，尤其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500年。例如中国从清代建立起的版图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欧洲国家的大致版图从公元1500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如果你认为地理很重要，你是有办法去分析的，因为你基本可以认为地理是外生的。对于气候也是如此。在1900年前，人类对于气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季风气候、海洋气候这些因素也基本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
类似地，如果认为文化有影响，我们也可以有办法找到文化外生的识别办法。如果以最近五百年为分析单位，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些语言或者文化是外生的。尽管文化不是纯粹外生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片段里认为它是外生的。最难的是认为制度很重要应该如何分析，因为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你可以认为这个国家之所以有好的经济制度是因为人们素质高。为什么人们素质高呢？因为经济发达所以人们素质高。可是如果没有好的制度，经济怎么会发展起来呢？所以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因果关系很难识别。鸡和鸡蛋之间肯定是有相关关系的，但是在经济增长起飞的那一刻到底是制度更重要还是经济基础更重要？如果只是想定性地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想定量地分析就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发现很多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资本丰裕程度以及文化等等）影响制度同时也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很难将这些因素分离开来。怎样才能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的问题解决呢？有一个办法：找到一个因素本身不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会影响制度。为什么这样一个因素就能分解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因素本身不影响经济增长而只是影响经济制度，那么它对经济增长的产生作用必定是通过制度这个渠道。这就是工具变量法。
经济学家喜欢提的悖论是：如果宪法没有用，为什么统治者还经常制定/修改宪法？就连非洲最独裁的统治者莫巴托也要那么麻烦地修改宪法？还有中国在文革的时候就修改过好几次宪法？要谁做接班人直接让他接班就是了，为什么要写进宪法改来改去？非洲那个最独裁的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修改宪法？如果宪法有用，为什么有些国家有了宪法照样还是独裁统治呢（即有宪法无宪政）？经济学家会给出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答案：宪法的用处刚好大于制定宪法的成本但是小于遵守宪法、实行宪政的收益。由于刚好处于二者之间，所以还是有独裁者愿意花钱修改宪法，但是有了宪法仍然不足以实施宪政。这个答案投机取巧，谁都不会喜欢。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背后有两个相关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也即观念），一个是集体行动。观念和集体行动本身就有密切的关系。我喜欢的例子是关于汉献帝的。曹操想当皇帝，他把汉献帝抓了回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宪法在很多独裁者的眼中的地位就和汉献帝差不多。所以很多独裁者对待宪法的态度和曹操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是非常类似的。
中国商人对产权的保护方法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商人会把自己的子弟或者亲属培养成官员，让政府官员来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保护。我们对产权的保护没有像英国那样被写进正式的法规，我们还只是人治的、个别的保护。这个区别就很大了。
摘录：柯荣住的讲座《制度与经济增长: Acemoglu 与新政治经济学思想简介》
